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参
一
知道曲阜是因为她是孔子的故乡，也因为孔子的关系，便萌生了看曲阜、到曲阜看孔子的念头。
走进曲阜之前，曾经去过几个地方的文庙，但它们不仅没有使我产生走近了孔子的感觉，反倒使我觉得离孔子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于是，我决心再也不到那些复制、克隆、翻版的孔庙里去了，要去，就去曲阜那货真价实的孔庙，静静地坐在杏坛的石凳上，穿越时空的隧道，聆听孔子充满磁力的讲学声，聆听孔子弟子们朗朗的读书声，聆听从孔子手指间缓缓流淌而来的弦乐琴音，聆听孔子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周游历程
曲阜、孔子、孔庙，这些词汇一有机会就跃入我的脑海，在我思想中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孔子情结”
四月份出差山东，忙完公事，终于有了机会了却这一桩心愿。
在前往曲阜的路上，我隔着车窗，久久地注视着窗外长长的林带，注视着远处时隐时现的青山，反反复复地想象着孔庙孔林的形貌，想象着孔子在杏坛传道受业解惑的场景，想象着孔子在花甲之年仍痴心不改地为实现政治理想而风尘仆仆周游列国的情景公路上车来车往，丰饶的土地上长满了庄稼，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一幅热闹富足的画面，显然与那个战乱的年代里，五十五岁的孔子忧心忡忡地离开鲁国、风尘仆仆地东奔西走、最终却心灰意冷返回鲁国的十四年游历生活相差太悬殊，我想象的空间被眼前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挤压、缩小，我的每一次努力都无奈地归于失败，终于失望，这让我非常苦恼。
有句老话说，中国读书人拜孔子，如同西方人拜耶酥，佛教徒拜释迦牟尼（人们将耶酥、释迦牟尼和孔子合称为“世界三大圣人”），我曾怀疑把孔子和这些宗教领袖相提并论是否妥当，把读书人对于孔子的敬重之情和宗教情绪相提并论是否合适，但是当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规模的大大小小的文庙看到前往拜孔的络绎不绝的人流的时候，当我后来在孔庙看到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一处而形成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是带了一种教徒般虔诚的信念来拜孔的。
大凡中国的庙宇，总是供奉着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神仙供虔诚的人们跪拜。只要人们的精神上有多少种需求，庙宇里就会有多少类可供跪拜的神仙，老百姓有求官、求财、求子、求健康、求平安、求福求禄求寿求禧的愿望，庙宇里就有相应的保佑百姓实现这些愿望的神仙，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庙宇，总是神仙很多香火很旺。曾看到有的寺庙里烟雾缭绕，香火味呛得让人无法进入，但还是有大批的香客蜂拥而入。也许香客们跪拜神仙仅仅是为了表达一下心愿，满足精神上的一点需求而已，跪拜之后，并不会有哪一位神仙因为谁烧了多少香捐了多少钱而在冥冥之中垂顾他、保佑他，人们自然更不会希望自己心目中神圣的神仙也变成卖官鬻爵坑蒙拐骗的投机分子，仅此而已；如果有人一定要抱着佛脚不放，那他即使烧再多的香也终将是徒劳。
在人们跪拜“神仙”的所有行为之中，我认为对孔子的跪拜是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因为孔子是“圣人”而不是“神仙”孔子是来自于现实而不是来自于虚无。人们对孔子的跪拜，实质是在拜人而不是在拜神，是在表达一种对孔子这位先哲圣洁情怀、高尚道德的敬仰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珍爱之情，以此来宣泄潜意识中对知识的崇拜情绪。
二
曲阜到了。
当我们走在曲阜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群、一队队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满目探询、崇敬的神态的时候，内心顿时升起一种自豪感，我明白，这种感觉是孔子给我的，我应该感谢他，我们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他，因为是他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树起了汉文化的地位，是他举起了中华教育的一面大旗，为我们赢得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尊重。
虽然对曲阜这座小城没有多少了解，但我却知道，只要是来到曲阜的外地人，不论是成群结队还是三三两两，不论是男男女女还是老老少少，不论是来自天南海北还是国内国外，不论是专程来曲阜还是路过曲阜的人，都是要拜拜孔子的。这是曲阜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曲阜以她宽广的胸怀欢迎着来自于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朋友，当我看到一爿爿店面上书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孔子名言的牌匾的时候，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曲阜的楼房不高，街道很宽，马路上人来人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没有城市的喧闹和拥挤，又不乏小城的富足和安康。我暗想，这也许正合孔子的口味吧？
走进孔庙，我才发现自己对孔庙的理解和想象显得多么地肤浅。孔庙壮丽辉煌，南北长一公里之多，东西宽百米有余，占地面积有三百多亩。建筑群都是模仿皇宫的形制，分为九进院落，左右对称排列，整个建筑群共有三大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共四百六十六间，另有五十四座门坊，两千多块碑碣。孔庙宏大的规模，宏伟的气魄，都大大超过我的想象——我所理解的世界文化遗产，我想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心目中的孔庙，只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一块文化的圣地，一个文明的圣典！如今屹立在我眼前的这座庙宇，却是用这么多的宫殿、这么大的院落支撑着的，她显得威严而不可侵犯，和我想象中的可亲可敬的孔子格格不入，使我的心理猝不及防，思绪变得迷惘和混乱。
我就在这迷惘和混乱的思绪中跟随着人流不停地往前走
仰圣门、棂星门、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大成门，奎文阁、大成殿、圣迹堂、诗礼堂一道道庄重的大门，一座座气派的殿堂，无声地显示着孔庙的威严；一个个肃穆而又蕴含深意的门名，又无不在诠释孔子学问高深。
“万仞宫墙”、“金声玉振”、“太和元气”一个个门额和牌坊上的椽笔大字，不是御笔所赐，便是名人手书，也无不以相同的方式赞扬孔子学问渊博。
“褒成宣尼公”、“文圣尼公”、“邹国公”、“隆道公”、“文宣王”、“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这一个个封号——由后世帝王不断追加的封号，更是给予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他树立为思想和文化的圣人、精神的偶像。
孔庙的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木头，以及那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数也数不清楚、上面码满了斑斑驳驳模糊难辨的各种书体的碑碣，都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它们也都收藏了孔庙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流，抚摩着它们，注视着它们，试图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可它们把孔庙千百年来的兴衰与荣辱只是刻在脸上，藏在心里，任由后人去想象和猜测。
所有孔庙历史的阴晴雨雪风霜雷电，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古和研究去发现，而孔子却不知道——连一点知道的可能性都没有。
孔子好学，并且热切地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自己管理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但孔子在五十一岁的时候，才做了鲁国的中都县令，虽然政绩突出，后来也曾做到鲁摄相事，然而时间不长，他就看到了在鲁国并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现实，便辞了官职，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一批弟子，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行。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是漂泊不定、颠沛流离的十四年，也是不断进取、激励奋发的十四年，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实现自己济时救世理想的道路。孔子非常苦闷，在六十八岁时回到鲁国，由于在政治上又受到鲁国的冷遇，便把几乎全部精力放在了文化教育事业上面，直到七十三岁逝世。
孔子的一生饱经忧患，壮志不得酬，尤其到晚年的时候，生活充满了凄凉，他一再对弟子子贡叹息：“泰山要倒了，栋梁要坏了，哲人要像草木一样枯萎了”“天下无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谁能崇信我”
是的，精神的圣者和思想的巨人，由于思想过分超前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寂寞的，往往不能被人们理解，甚至不能被人们容纳。他们的孤独和寂寞，具有超时空的力量，即使是现在，我也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这座挤满了游人的庙宇，依靠着皇帝一级的规格，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而孔子生前却是那么地凄凄惨惨戚戚，郁郁不得志。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有一些知心的弟子陪伴在身边，使他多少能够感受到人情的温暖，还有心爱的文化教育事业，使他的精神脊梁能够坚强地挺立起来。只是这一切，好像都掩盖在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后，迷失在了历史的尘雾之中，遗忘在了人们的记忆之外。
三
我们不能够忘记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一个曾经为理想上下求索却又颠沛流离甚至狼狈不堪的孔子，一个曾经为社稷苍生东西奔波而痴心不改甚至充满侠义气概的孔子。孔子和弟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曾经被国君和大臣猜忌，被乱兵围困，被百姓嘲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被楚国的隐士接舆大泼凉水：“你过去糊里糊涂就算了吧，以后你可改了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可是非常地危险啊！”但他依然带着弟子们不停地向前奔波，他要找到明君，他要救世，他放不下的就是对社会的责任。“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像一支离开弓弦的利箭，永不回头地向前赶。
我不由想起子贡对鲁哀公温和而又十分深刻的批评。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鲁哀公写了诔词表示哀悼：“上天不善啊！不留下一个老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位，我孤零零地感到内疚。啊！多么悲痛！尼父（对孔子的尊称）啊！”对此，子贡批评说：“你们在我老师活着的时候不重用他，却在死后送来了陈述他德行的诔词，这是非礼的！”
可是在当时，除了孔子及其弟子之外，又有谁能真正懂得孔子的价值呢？鲁哀公的诔词，究竟是出于真诚的悔意，还是例行公事的手续？我们都无从了解。
可是，身后的孔子却享受了无比的尊荣与富贵，这和他生前所受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住宅，在他身后一年便被改建成了祭祀他的庙宇，并经历朝历代扩建，变成了如今这样一个体制完备、气势煊赫的庙宇殿堂；他的学术思想，也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法宝，被不断地引申和注释，形成了一门门砖头厚的学问，他被皇帝们一个个地朝拜，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认为，当统治者把这个院落作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保存下来，当他们依照皇宫的样子把它不断扩建的时候，孔子和他所代表的的儒家文化便失去了和蔼可亲的面目，失去了血肉丰满的本色。统治者还将他们不断修正、不断异化，使其像宫廷一样严整刻板，充满了官僚习气，充满了强权个性。这个修建得密不透风的高墙大院，一进庭院套着一进庭院，不论是形制还是牌匾器物，都被封建统治者的思维和思想彻头彻尾格式化。他们从孔子的言论中抽取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几个他们喜欢的词语，剔除了他们不需要的其他内容，然后将这几个词语加以引申、阐发，并通过一整套的礼仪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庙宇殿堂，使其显得威严、超凡、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孔子崇尚礼治，并不是要求人们墨守周代的礼法，也不是要求臣子对君主无条件服从；他认为遵循周礼要有所“损益”即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潮流进行合理的增减。他强调大臣要“事君以忠”同时还提出将“以道事君”作为更高的要求，就是依据道德、是非标准来辅佐君主，而不是惟君命是从，阿谀逢迎。子路问孔子如何事君，他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对君主不可阳奉阴违，迎合欺瞒；如果君主有过错，大臣应该犯颜直谏，加以规劝。可是经过统治者的修正之后，变了质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霉味便像空气一样弥漫于整个孔庙，然后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向四处扩散，扩散到疆土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人民的每一滴血液，外化于人民的每一个动作，不断地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而这，肯定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也不会想到后代帝王们会如此抬举他、折腾他。否则，他也就不会一再对着子贡叹息：“泰山要倒了，栋梁要坏了，哲人要像草木一样枯萎了”“天下无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谁能崇信我”
孔子生前的不幸，是中国文化的不幸，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孔子身后的辉煌，是学术思想逐渐丧失独立的个性，丧失自由的精神，丧失批判的使命，沦为专制统治工具的过程。而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被秦始皇当作异端残暴地焚烧，孔子的学术思想被学者们误解而当作封建体制的化身粗暴地批判，被全国人民当作反动思想的根源而疯狂地颠覆，这些不幸，是传统文化被强权蹂躏的缩影，是中华民族不幸身世不幸命运的缩影。
四
孔子在鲁国从政期间，在外交上对齐国取得了“夹谷之会”的胜利，在内政方面通过“堕三都”、诛杀大夫少正卯等措施打击了割据势力，使鲁国的政事大有起色。齐国担心鲁国强大起来对自己不利，就对鲁国设法从内部进行破坏。鲁定公和执政的季桓子都是喜好声色犬马之辈，齐国便投其所好，给鲁国送来了八十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三十辆华丽的马车。季桓子果然被齐国的糖衣炮弹击倒，不理朝政，不找孔子商议政事了。
孔子的弟子们见此情景，便劝他离开鲁国。孔子认为还应该等一等，因为不久就要举行郊礼，如果执政者在祭天后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这时的身份已为大夫），可见还尊敬从政的大夫，这样他可以留下来。不久举行郊礼，祭祀用的肉没有分给孔子，这时孔子便感到自己在鲁国已经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毅然辞去职务，带着弟子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活。
君主们应该如何去管理国家，这是孔子终身研究的课题，他崇尚礼治，反对苛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待民。他恳切地希望能为统治者服务，能通过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当他接触了一个又一个的君主后，他发现这些家伙一个个庸俗虚伪，不可理喻，他对他们渐渐地失望起来，甚至厌恶起来，疏远起来，当然他也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失败。只是孔子特别有韧性，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好的，他只是为了社会稳定、为了百姓安宁去推行他的主张，他不需要去巴结他们，讨好他们，他一再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成为老百姓德行方面的表率，以德服人，使人民能奉行统治者规定的法令。那些德行不好的君主和大臣，当然是不足与之相谋的。
孔子的弟子冉有曾对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康子说：“先生（孔子）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任用他，一定会有成效，对老百姓有好处，连鬼神也找不出毛病；但如果不合他的心意，即使两万五千户封地这样厚的爵赏，他也不会动心。”确如弟子所言，孔子既没有讨好统治者的逢迎阿谀之词，也没有投靠统治者的低三下四之行。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为社稷苍生服务的责任，为着这份责任，他希望统治者能采纳他的主张，或任用他。所以，当统治者无意任用他的时候，他便毅然离去，正如他自己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主张不同，就不能谋划商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我，我就去干；不用我，就隐藏起来）。直到晚年把几乎全部的精力用在了文化教育事业上，孔子的思想和人格始终是独立的、自由的，他没有依附于谁，没有屈从于谁，而且，他还培养了一批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
春秋时期兴起了“私学”而集“私学”大成的则是孔子。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因为它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局面，打破了教育对人的地位贵贱高低、天资优劣智愚、地域远近、善恶不同等等条件的限制，使得老百姓都有可能受到教育，颇有一些普及教育的味道，在客观上适应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需要，这也是孔子在教育上一个突出的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他曾经表示：谁只要主动向他行一定的拜师礼，就可以做他的学生。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弟子中有鲁国的贵族孟懿子，鲁国的平民颜回，卫国富商子贡，鲁国的穷汉子原宪，宋国人司马耕，陈国人子张，还有鲁钝一点的曾参，愚笨一点的高柴
孔子积极践行自己的教育主张，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更重要的是，孔子所培养的弟子，既不是世袭的当朝权贵，也不是普通的劳动者；既不是仰人鼻息的可怜虫，也不是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他们是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有着“仁”的理念，有着独立人格，有着自由思想，肩负着批判使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不为富贵迷失人生方向的大丈夫，不为贫贱改变追求目标的大丈夫，不为强权丧失个人气节的大丈夫。
周游列国的途中，孔子一行被乱兵包围，情况非常窘迫，孔子有意考验自己的弟子们：“难道我的‘道’不对吗？我们为什么落得这样一个结果？”颜回回答说：“先生的‘道’是大道，所以不能被天下所容！虽然如此，先生却能够坚持不懈地去推行它，坚持不懈地推行它而不被容纳，不被容纳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君子！有‘道’不去修习，那是我们的耻辱；修习完善后不被使用，那是国君的耻辱！”这段话说得是多么地铁骨铮铮，多么地自信自强，多么地掷地有声！难怪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幽默地说：“说得好啊，颜家小伙子！将来你发了财，我就替你赶车吧！”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当作了改造社会的武器，批判腐朽的武器，他们的学术和文化没有依附于统治者，没有依附于政权，相反，他们要肩负起社会的道义和良心，用文化来修正统治者的错误，修正政权的错误；惟有这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中西方皆然，古今亦然。可惜到后来——中国的后来，这种骨气没有了，文化变成了依附于政权的文化，知识分子变成了依附于统治者的知识分子，它们都摇身一变成了帝王的御用工具。于是，便有荀子以“利君”为标准的“忠”君“顺”君的“臣道”便有荀子抛弃孔子的“仁”和“义”抛弃孟子的“舍生取义”怀揣着改造过完善过的儒家学说——冷酷无情的君主专制理论，不顾年老，不辞辛苦地跑到秦国兜售，眼巴巴地盼望着秦王“独尊儒术”“并由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变成了血淋淋的政治现实，并且这种血淋淋的政治体制竟延续了两千多年”（鲍鹏山养在深闺人未识）。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什么是“仁”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立身，就要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孔子出身贵族，尽管也有很较强的等级观念，极力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但在那个身处贱视民命、有着野蛮的人祭和人殉制度的奴隶制社会，孔子却将“仁”——“仁”“从二，从人”它揭示了世界上除了你以外，还有与你相同的人的存在——作为自己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作为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也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政治理想，体现出了极强的尊重生命的意识，显示出不同于一般贵族的平民情怀，这一点非常不容易，非常进步，并且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在奴隶社会，奴隶的价格是很低的，甚至不如一匹马，不如一头牛，不如一只羊但在孔子的眼里，这些奴隶都获得了人的尊严，他们都是和大家一样的活生生的生命，有思想的生命，应该被我们关心和尊重的生命。奴隶主们非常残酷地压榨奴隶，还在自己死后把奴隶们当作殉葬品活埋了。孔子对此非常不满，他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而且还批评用木偶（俑）殉葬，他说“俑者不仁”他还用诅咒的口吻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第一个发明用陶俑殉葬的人，他大概不会有后代吧)——因为俑是仿照人的形象造出来的，用它来殉葬，孔子认为这是亵渎了人的尊严，所以“始作俑者”应该受到诅咒。要知道，古人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对贱视奴隶尊严和生命的现象是特别痛恨的。
孔子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希望统治者能够“爱民”、“富民”反对他们过重地压榨人民。一次，孔子从泰山旁边经过，看到一个妇女在墓前痛哭，便叫随行的子路上前询问原由。妇女说，过去她的公公和丈夫先后死于虎患，现在儿子又死于虎患。孔子问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虎患严重的地方迁到别处去生活，妇女说，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听了，深有感触地对弟子们说：“唉，苛政比老虎还凶猛啊！”
除过理想主义的情怀、侠义的气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和超人的毅力之外，孔子也有作为一般人平凡的一面，他和常人一样有过烦恼，有过痛苦，经历过挫折，遭受过失败，甚至被人嘲笑和奚落。
公元前523年，当孔子第一次参加鲁国的祭礼大典，进入祭祀周公旦的太庙时，每件事都要问问别人，仔细弄清楚。有人嘲笑他说：“谁说陬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懂得典礼的礼节呢？他到了鲁国的太庙，样样都问来问去。”周游列国毫无成果，孔子只得带着弟子们疲惫地返回鲁国。结果子路掉了队，在赶路途中遇到一个拄拐背筐的老人，便问看到他的老师孔子了没有。老人冷冷地回答子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老师不老师的。”这话分明是讥讽孔子的。
孔子也有生气发怒的时候，甚至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将喜怒之情形之于色。孔子和弟子们刚到卫国，好干政弄权的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很想借重孔子的威望抬高自己，便召见孔子。不过南子的私生活很不严肃，名声不好，但她极得卫灵公的宠爱，孔子难以谢绝她，只得应命而往。孔子回到住所，秉性率直的子路非常不高兴，埋怨孔子竟私自拜见了名声不好的南子。孔子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便向弟子发誓道：“假如我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的话，让老天爷厌弃我吧！让老天爷厌弃我吧！”
孔子即使在国君面前也敢于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一次，卫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为了表示对孔子的亲近，他让孔子坐在紧跟着的另一辆车上。车队招摇过市，孔子觉得这简直是自己的奇耻大辱，便寻机讥讽卫灵公说：“我可没有见过爱慕德行像爱慕美色那样热切的人啊！”
孔子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也有常人的各种各样的缺点；有铁肩担道义的哲人情怀，也有妙手“著文章”的书生意气；有政治家的博大胸襟，也有教育家的人生智慧。这样的一个孔子，才是血肉丰满的孔子，才是历史本来记忆中的真实的孔子。
孔子为实现自己济时救世的理想，奔走呼号于列国之间，虽然碰得头破血流，但却始终没有停止匆匆的脚步，从政不成，他就改借文化教育事业造福于后世。庄严肃穆的孔庙，戴上了统治者精神枷锁的孔庙，将孔子装扮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圣人。圣人是没有缺点的，圣人是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这样，孔子便成了一个个被陈放在文庙中受万众跪拜的偶像，成了受万世崇敬的“教主”
还原孔子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毫不损伤孔子人格的伟大和他思想的崇高，也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可爱的孔子。我要说的是，当荀子将孔子思想学说发展到形成一整套适合专制统治的内法而外儒的血淋淋的政治理论、准备卖于帝王家的时候，当广川人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实行思想上的一元化统治的时候，当宋明理学大谈心性之学、并且宣扬绝对的愚忠愚孝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妇女“贞节观”的时候，当明清政府以八股文为标准开科取士、绝对化禁锢人民的思想的时候，虽然其中也不乏对孔子思想学术发展的成分，但这已不是纯粹的孔子的思想，同样，他们引申阐发出来的没落乃至反动的东西，也不能由孔子来负责——虽然孔子思想学说中存在着保守、落后的属于糟粕的东西。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一部分学者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为了反对袁世凯提出的尊孔读经活动而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致于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后来又在文革中“梅开二度”并且全社会高唱“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政治口号的时候，不能不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误会乃至倒退。因为“专制制度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个体制问题，而不是个思想道德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体制不改变，意识形态会变换花样地存在下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批判过的政治服从、注经学术、等级关系、男尊女卑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后来的年代里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空前的个人崇拜。”（刘济生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
孔子的学术思想如同孔子一样，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点，但是毫无疑问，孔子的思想是伟大的，是异常丰富的。孔子伟大而丰富的学术思想，已经被学者们变成了各类厚厚的辞典和学术著作，实际上，它比这些辞典和著作还要博大得多，精深得多，丰富得多，只是统治者仅仅从他的思想里面抽取了有利于他们统治的那么一点点思想。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孔子憎恶苛政，崇尚“礼治”和“仁”“义”但他们根本不在乎孔子对苛政的批评，也根本不用孔子的思想来治国。他们利用孔子思想重于强调人的义务轻于言谈人的权利的特点，对其进行巧妙的篡改，使它沦落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从而有效地统治中国人。结果使后世的中国人不敢超越统治者设定的重重规范，稍有超越便被视为异端，稍有超越便会碰得头破血流。当然，这不能归罪于孔子，就像是杀人犯拿菜刀杀了人，我们不能归罪于卖菜刀的人一样。
五
真实的孔子、我想象中的孔子，离孔庙里的孔子实在存在着太大的差距，这让我非常地失望。
我想，孔子的住宅，应该是和孔子的性格一致的，就像孔子坐于弟子身旁传授知识那样地和蔼可亲；应该和孔子的气质是一致的，就像孔子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列国之间那样倔强质朴。否则，它怎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弟子来这里向孔子求教学习？孔庙的树木草虫砖瓦应该是富有灵性的，不然，怎么能够滋养出这么深厚的学问来？可事实是它们被一朝又一朝的强权装扮成了一副严整刻板的面孔，像皇宫一样充满了官僚习气，充满了强权个性，甚至充满了腐朽之气。
我想让自己的心绪稍微平静一下，可是前面是人，后面是人，左右都是人，我无法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抬头时发现了一棵棵的柏树，我像找到了救星一样地兴奋，我以为找到了可以安慰我心灵的良药，可不一会儿我便又犯难了，这些柏树既不能成为我走累了可以休息的一个依靠，也无法为我提供一点阴凉的庇护。这些柏树和孔庙里的任何砖头、木头、石头一样，都有着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它们也都沾了孔子的光，成了文物，上面挂上了“工作证”“工作证”上一本正经地标注着姓名、年龄等相关的信息，由此可见它们很金贵，不能随便动的。况且，它们一棵棵都已老态龙钟，都已灰头土脸，大部分已经秃顶，稀疏的叶子耷拉在枝头，毫无光泽可言，也没有飞鸟栖息。更有甚者，早已肾虚阴亏，内里中空，有的已经直不起腰来，只能依靠人工搭建的木架子、水泥柱子和钢管支架故作顽强地挺立着，以接受虔诚的人们的顶礼膜拜。
它们分明是老了，分明充满了暮气，分明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是它们依然故作顽强地挺立着，它们还没有一点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意思，它们端庄地依靠在木架子、水泥柱子和钢管支架上，胸前挂着“工作证”和这里的每一座殿堂、每一块石碑、每一尊礼器、每一寸土地一样，非常投入地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陶醉在人们的顶礼膜拜之中。这也许是一种灿烂，一种由专制、强权、虚伪和腐朽精心编制出来的灿烂。那帮家伙把孔子强行整容，并且让他大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经文，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的皇位稳固，帝业永恒，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帝业在一次又一次的反专制斗争中被打得鼻青脸肿，最终埋葬在了历史的废墟堆里，而被他们篡改修正、精心树立的偶像却在腐朽、虚伪的躯壳支撑下得以生存，达到永恒，至今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并且逐渐地走近真实。
我喜欢那种质朴的灿烂，就像孔子的人格一样，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在喜怒哀乐的背后，掩藏的是深刻，是神圣，是智慧，是永恒。
我不知道，如果孔子见到眼前的这种“辉煌”场面，他老人家会作何感想。可事实上这只能是我的胡思乱想，孔子是不可能看见的，因为历史不可能假设，它总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虽然有时候看起来非常荒诞。
荒诞借助于生活来诠释真实，真实依存于腐朽来达到永恒，这也许是生活的另外一种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