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爱好阅读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诗人为什么更接近死亡。
对爱情执著追求的诗人徐志摩（1897—1931），三十五岁正当而立之年坠机而死；天才诗人海子（1964—1989），年仅二十五岁手拿圣经在山海关卧轨而死；对生命不断索问红极一时的青年诗人顾城（1956—1993），三十七岁竟如此厌世杀妻后自缢身亡。
这些都一次次引起同样热爱学诗读诗写诗的我的思考，曾几何时，我对自已说，我可以读许多诗并且不断写诗，但我绝不做诗人。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徐志摩
一架普通的飞机上坐着一位诗人，一位中国诗坛上最具文才与浪漫气质的诗人——徐志摩。“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
顿时，天空失去了颜色，不再有宁静，不再有祈祷，谁在为谁呼唤？谁在为谁哀悼？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志摩说道。
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让歌声与鲜血一起在这个世界飞扬，当它唱完的时候，它的生命也就终了。余杰如斯说。
徐志摩是为了爱情，为了自由，为了艺术，为了美而生活的，并非为了生命。
“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冰心如是说。
我吟着再别康桥，想起徐志摩。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海子
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生命忽然而已。人生亦是忽然而已，如白驹过隙。世人疑惑，他对存在诗意的沉思，给了他什么，或者说他能获得什么？是快乐的魂灵，还是悲伤的绝望？若是绝望，这就更让世人疑惑了。君不见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如此的积极入世，而卧轨的瞬间，他又想到了什么？难道这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只是现在暂时不被人们的惯性存在思维所接受。
天嫉英才，这或许是上天的又一次不怀好的过分玩笑。没有人知道海子得到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海子想得到什么。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村上春树如是说道。
我吟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想起海子。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晴\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顾城
那个天赋不低名叫顾城的诗人肯定还没出生。历史就是这样残酷而可爱地绘出一个两难命题：生活需要遵守游戏规则的孩子，而艺术却青睐哪怕发疯的天才。
他简直不是人！我这样想。他用极羞怯的伪装和死来对付世界，不破坏一切常规。却又打破了我的正常思索。他的这种理解力和疯狂性的结合，使我感到恐惧。但是这邪恶，这真实，这直瞪瞪的看着蓝天无法回转的意志，却也打破了我，唤起我内心深处不愿诉说的存生，即每个人都会在某个瞬间蔑视生命存在的时候。
人格发育不全，常会“转化”为异常创造力时，往往有着不可忽视的创新功能。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不是带有几分疯癫”柏拉图说：“没有某种一定的疯癫，就成不了诗人。”
单是其中两首诗一代人、远和近，诗人就肯定可以传之后世。前者的意义在于高度概括文革一代的精神走向，极具历史标志性，后者的出色在于，提供一种主客体互相转换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一个诗人如若有两首诗作传世，这就够了，何况幻美模式的建立，在新诗史上，能有几人？
顾城的诗歌给了我许多希望，可顾城的死却给了我很多失落。
“人虽然能够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要的。”叔本华如是说道。
我吟着一代人，想起顾城。
后记
我热爱诗人们的诗，我更热爱生命，更热爱生活。
其实，我的内心对徐志摩、对海子、对顾城、还存有一分蔑视，因为他们不尊重人类最可宝贵的生命！他们有勇气面对死亡，却没勇气面对生活。
我一直尝试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一首诗，包括作者当时的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以及作者所处的地位、人生追求等等。但我还是会更侧重从感情世界里挖掘一些人文的东西，我想这样有助于我们青年人更好理解生活，陶冶情操。
在一个物欲横流，思潮浮躁的社会里，读一些诗是很重要的，诗可以让你理解美好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可以解释痛苦的坎坷。王小波曾说：“我们不但要拥有一个现实的世界，还要拥有一个有诗意的世界。”
学诗、读诗、写诗，使人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让现实的思维更广阔，让人驰骋于丰富精神世界。史铁生如是说：“思想要超前，行动要保守。”思想要怎样才能超前，不拘泥于现实的条框，我想诗使之然是一个方面。许多生活上的思维定式，来源于内心对自我的桎梏。心灵的盔甲，其目的是为了自我保护，却在过于负重时，会让自己的人生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