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叛乱，叛军显然是豁出去了，甚至连孙中山养病的医院都受到了攻击。叛军中的商团武装中多有各地的流氓，他们把医院变成了地狱。说实话，当我听到秦鼎铭的来电，说广州城已陷入一片混战中后，我的心情的焦急真是难以复加，而此时整个总督府也陷入了一片紧张的不安之中，因为我的儿媳妇还在广州，如此混乱局势，怎么不叫人心急？我给秦鼎铭的电令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也也要确保我儿媳妇的安全，当然电令上的话是”确保同盟人员的安全。”
但是，焦急中的我显然忽视了警卫团的实力，孙中山的警卫团可说是精锐中的精锐，其军官都是黄埔毕业生，他的团长叶挺更是在此战后一举成名。据当时汪精卫回忆，当时虽然孙中山还显得较为镇静，但是大多数人都显得慌乱了。幸好警卫团长叶挺聚集了2个连队，杀退了商团的围攻。据汪回忆，当时的叶挺一边护着孙中山向码头撤退，一边断后，在孙中山安全抵达码头时，人们才想到，当时宋庆龄正好在都督府休息，众人不禁惊恐万状。
此时叶挺的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人了，孙中山此时不禁潸然泪下，他和宋庆龄感情大概碧海还要深，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儿子孙民此时也正和他母亲在一起。由于情势险恶，孙中山甚至让叶挺不要在入城了。不过，叶挺如果这样就不叫”常山赵子龙”了。叶挺不顾孙中山的命令带着残部再次杀入城后，孙中山并没有获得片刻的安定，此时有几艘海军军舰突然发动叛乱，向孙中山的座舰炮舰永丰号开炮。
万分危急中，从黄埔军港起航前往广州城的同盟舰队用大炮解除了孙中山的危机，其实他们也正是凑巧感到。大约也就是这个时候，蒋介石集结全体黄埔军校的学生千余人汇合紧急集合前来的农会民兵共两千余人赶到。蒋得知情况后，同样违抗了孙中山的命令，带领部队前往接应叶挺。我想蒋介石也明白，此时他若不去，就算孙中山的命令也不能避免他不受到他人的垢病。
发生了兵变的广州城一片混乱，虽然警卫团分出各处，但是精锐就是精锐，混乱的局势弥补了他们兵力分散的缺点。大部分基层指挥官都同时选择了向督府和孙中山的医院两个方向运动，要不是如此的话，恐怕凭借叶挺的不到百人是救不出宋庆龄的。警卫团余部和黄埔学生军里应外合，终于救出了被困帅府的宋庆龄，他们能够如此顺利跟叛军的混乱和指挥无能不无关系，精明的指挥官都知道此时应该选择帅府进行重点进攻，但是很多叛军却热衷于烧杀抢掠。
宋庆龄在到达了永丰舰时已经受伤昏迷了，据说孙中山此时竟然能够在宋美龄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当叶挺向他缴令说道已经救出”国母”时，孙中山竟然留下了眼泪，口中说道，”希夷真乃常山赵子龙也”叶挺此时受伤多处，浑身是血，但却精神饱满。他的手下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两千人的警卫团此时之回来了不到500人，跟叶挺一起进城人此时只剩下了一个人，就是他背着昏迷的宋庆龄脱离了陷阱。
据人们后来的回忆，当警卫团战士遇到叶挺时，他身后背负着哭喊的孙民，他身边的几个战士则护卫着昏迷的宋庆龄。当孙中山问那个背出宋庆龄的小战士的名字时，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当时很少有人想到此时的这个小年轻能够成为后世的一代名将。国民军海军舰队司令秦鼎铭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从**的神态知道，”此人若加雕琢，必可成为一位名将。”孙中山或许此时已经是回光反照了，他在永丰舰上召开了督府会议。
当时在场的立宪都督府高层只有汪精卫，戴季陶，最多算上中将军衔的蒋介石。他在此次会议上的话语，除了政治遗嘱，大概就是那些总结的话了。”此次失利全在于军阀的无耻叛变，奉天张雨亭曾说军阀乃是中国的大害，决不可信，现在看来诚不欺我。不除军阀革命没有成功的希望，要除军阀就要首先消除革命军中的任何军阀势力和倾向。”
他的政治遗嘱”建议”由汪精卫成为继任都督并兼署防务总署，调德高望重的许崇智为总参谋长，调蒋介石为副总参谋长，校长之职由教授部主任叶剑英暂代。同时他又建议由享有崇高声望的俄国顾问加仑将军”协助”蒋介石立即执行平叛事宜，直到许崇智到达广州月22日，孙中山病逝于永丰舰上，留下遗言”军人干政，轻者降职，重者逐出军队.”这句话是国民军条令的第一条，孙中山终于相信我的话了，不过却有点迟了.我能够送给他的也只有，国民军海军的四十声炮响了，这象征了他四十年的上下求索.
此时的局势是，陈炯明部队两个师两个旅三万五千人已经全部以到达了广州及其外围，加上商团武装他的部队超过了四万人，而督府军队，许崇智师在粤东赞不能动弹，黄埔师在长沙前线，第4，5师在长沙右翼作战，正在追歼叛乱湘军的邵阳方向的敌人，该部敌军沿着湘中山地向北边打边撤，第7师在韶关正谣言满天飞，指挥陷入一片混乱，第6师损失不小，正在顺德番禺一带修整，警卫团余部和黄埔学生控制着黄埔军港和附近的飞机场.海军控制着珠江水面.
陈赵军总数此时已经超过十万，且南北集中，督府军队则被分割了开来.汪精卫当即举行了平判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先南后北，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陈炯明，同时要求湘军坚持守卫作战，迟滞赵军的反攻.他们的决策是对的，赵恒剔的部队显然在避免和督府军决战，他的左翼部队一直在湘中和李白兜圈子.广州市督府的根本，陈炯明一旦巩固就必然会北上作战，那么失去后方，腹背受敌的督府军的形势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督府军迅速的采取了行动，黄埔师，第4师迅速南下，第5师的一个旅协助防卫长沙三角地带，另一个师返回广西，开始解救被困南宁的马君武，镇压乱民暴乱.当南下的黄埔师到达韶关后，第6师的人终于知道了真相，他们的师长叛变了，而此时杨希闵已经带着他的少数亲信逃到了广州.当初陈炯明原打算假传命令，设计解决第6师.幸好杨希闵投机心理很重，他第6师看成是自己的私家财产，不肯就范.此举意外的为督府军保留了一支劲旅.
到五月份的时候，情报系统向我提供的分析报告表明，英国人策划了这场暴乱。参与其中的包括直系的吴佩孚、陈光远以及南方的赵恒剔、陈炯明，甚至还可能包括国民党内不满主流势力的人员。我向汪精卫转发了我的情报，但是谁都明白现在不是调查真相，制造内部分裂的时候，而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镇压叛乱的时候。蒋介石和加仑制定的计划明显的是湖南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拖直至放弃的策略，某种程度上，湖南已经北方放弃了。
英国人这一次干的实在是漂亮，伤心的人们容易聚到一快，这一次再次得到了证明。我心里明白，英国人对我拖拖拉拉，以各种借口不肯入关其实十分不满，但是维持直皖势力的平衡，同盟是关键，这也是双方能够维持甜蜜关系的关键所在。但是，真是这种不利的战略地位促使英国人想着别的办法，摆脱自己的不利局面。吴佩孚把英国人作为首要的靠山，但是他的势力没有出海口，这一直是英国人的心病。
解决英国人的不利地位的办法，需要以吴佩孚为中心的直系控制沿海地区并获得出海口。一般的说来，向东打通与江苏的通道，以上海为出海口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不过去年的直皖的战争结果显示，要想控制安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日本人同样把安徽视为他在中国势力的枢纽。一计不成，英国人只好做别的打算，吴佩服要想出海，除了向东，就只有经过粤汉铁路走广州了。
原本南方三省维持着危险的平衡，英国人也没什么插手的大机会。但是在孙中山统一两广后，英国人在西南的势力受到了重大的威胁，不仅如此，由于广东北上首先要打击直系，因此广州与皖系的关系不断升温。如此的局面只是更加的加重了直系和英国人对同盟的依赖程度，当然对西南局势有了解的英国人策划这场席卷西南的叛变就再理所当然不过了。至少现在看来，英国任何叛军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他们或许正在憧憬一统京广线的日子。
由于直系企图控制西南的行为严重的损害了皖系的战略利益，因此这些比直系还要顽固的军阀们一下子似乎革命了起来，一致的强烈谴责赵陈的叛变行为，并且严厉警告直系不要枉顾名义，公然干涉南方的平叛行动。当然，他们背后的主子日本就更是要脸面了，他们以一个民主老大哥的身份说这是不对的，他们支持民主的南方政府的镇压行动，而日本有些媒体则说中国人搞了二十多年的民主竟然还是这个样子，让他们感到汗颜。至于美国人，虽然他们对在中国的经济地位感到基本满意，不过一个民主政府是不能公开支持叛乱行为的，更何况有英国人在前面打头阵，他就没必要做坏人了。但是，据我所知，英国人援助叛军的物资很多都是美国生产并由美国商船运输的。
但是，英国人百忙中必有一疏，真如莫斯科的斯大林事后诸葛的话语“他们忽视了人民的力量”而正是这一连我这个长期着眼于改良的人所忘记的一点，使事件发生了令人以想不到的变化。出于维护民主政治的考虑，我并没有和直系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皖系抓住这个尚方宝剑对直系发出的警告使得原本或许还打算的直接干预的直系不敢公然的干涉。但是在冷和平的下面，双方都向交战的中的双方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
英国人和吴佩孚向没有弹药供应基地的叛军提供武器弹药，而同盟和皖系则向南方提供武器弹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为争夺势力范围的代理人战争。根据俄国人的建议，汪精卫决定接受国民党主流派和劳动党的建议，准许动员工农大众、扩大军事力量镇压反叛势力。由于叛军的烧杀掳掠，国民党主流和劳动党控制的工农组织在动员后，发挥了巨大的动员能量。陈炯明占领了广州，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即使这座城市也不完全为他所完全拥有，除了广州城的乡村就更不用说了。
群众一旦动员起来，就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就是法国革命的经验。在广东，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黄埔学生被编为黄埔二师，他的兵员很快的就从工会会员以及广州附近的农会会员中获得，在顺德的第6师的兵员也获得了快速的补充。黄埔二师的师长有张治中担任，与此同时，汪精卫还发布命令任命顾祝同代理第7师师长的职务。蒋介石原本想让卢浚泉出任师长，但是汪精卫却选择了有更好声望的张治中，据他后来回忆，他是想让蒋知道，他才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在湖南，劳动党人实力强大的国民党迅速的动员起来，工会和农会中的民兵迅速的动员起来，**在此次平叛中作了两件大事，一是他动员了大量的学生加入的军队，其次他追上了黄埔师，向李济深要回了该师中的湖南籍黄埔学员。据李济深回忆，当时他接到命令时，心里颇不是滋味，他们本来已经给了赵军以不小的打击，但是此次南撤，明显的是抛弃湖南的行为，因此当**来要人的时候，他也很是痛快。于是这些最多还是少校的小年轻们，在战争中迅速的爬到了师长旅长团长的高位。
到五月初，湖南已经变成了四个新的正规作战师，他们的师长分别是少校陈赓、上尉彭德怀、上校贺龙、上尉黄克诚，四人之中，陈赓、彭德怀为黄埔生，贺龙是在湘西北坚持战斗的桑植国民警卫团团长，黄克诚为农会领袖。他们的军队中，既有此时是旅长、团长的许光达、肖敬光、谭政、罗荣桓，也有是营长、连长甚至是排长的朱良才、周纯金、钟期光、杨勇、杨得智、肖克、王震、粟裕、宋时轮、宋任穷、陶峙岳、唐亮、苏政华、傅秋涛等等，只是到了多年以后，军事专家才发现这支仓促间组建的军队实在是少有的豪华军团，很自然的，湖南新军的兵员也大部分是工会农会会员中的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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