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来点儿什么呢，大夫？”
“就来个柠檬蛋白卷吧。”
乔安娜-斯坦因医生说着便一伸手，在摆食品的柜台上取了个蛋白卷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就这么个蛋白卷，加两根芹菜，便是她的一顿午餐了。她刚才还说来着：她现在要节制饮食。
“好奇怪，”我说。
“没法子呀，”她回答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特甜的甜食。只好来两根芹菜，好哄哄自己的良心。”
我回来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头几天只觉得疲劳，随后几天又只觉得生气。后来，似乎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我心里只感到寂寞。
不过却有一点不同。
两年以前，我的心里是伤心压倒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却明白了自己需要的是有个伴侣。有个合适的伴侣。我不想再等待，也不想再瞎闯了。
我提起电话来打给乔安娜-斯坦因时，心中唯一的不安就是我还得胡扯些鬼话，给她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一霞跟她没通音信。
她也始终没问。
在电话里她只是表示接到我的电话她很高兴。我请她吃饭。她说还是就在她医院里一起吃午饭吧。我马上遵命照办，因此现在就是在她的医院里。
我一到，她就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亲。这一回我也照样亲了她一下。我们相互问了近况，回答也都没有怎么详谈。两个人都是在埋头苦干，忙得够呛，等等，等等。她问我都办了些什么案子。我给她讲了个斯皮罗-阿格纽1的笑话。她听得哈哈大笑。我们在一起，彼此都觉得很自在。
1斯皮罗-阿格纽：当时在任的美国副总统，已见前注。
后来我问起她医院里的工作。
“谢天谢地，我在这儿的工作到六月份要结束了。”
“那以后呢？”
“到旧金山去干两年。那是一家教学医院，工资也不高，只够维持生活。”
我在心里飞快合计了一下：旧金山离纽约足有几千里路呢。奥利弗你这个傻瓜蛋呀，这个球可不能再接漏了啊。
“加利福尼亚，好地方！”我应了一声，好争取点考虑的时间。
我事先已经约好，这个星期要到克兰斯顿去度周末。我何妨就请她跟我一块儿去，作为朋友之间的交往也可以嘛。她跟菲尔一定合得来的。由此入手，倒不失是个机会。
我最后一句话却引出了她的话来，轰的一下往我的耳朵里直钻。
“倒还不在于加利福尼亚地方好，”乔是这么说的。“这里边还牵涉到一个人。”
啊，一个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奥利弗呀，没有你，这世上的人还不照样在过日子？你没去找她，难道还要她苦苦的想你、守你？
我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有没有流露出失望的神气。
“哎唷，这倒是个好消息，”我就回答说。“是个医生？”
“那当然，”她笑笑说。“吃我们这碗饭的，不碰到医生，还会碰到谁呀？”
“他也喜欢音乐？”
“吹双簧管还勉强能对付。”
奥利弗呀，酸溜溜的刨根问底该到此为止啦。你应该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换个话题谈谈。
“路易斯王爷可好？”
“越发疯了，”她回答说。“大家都问你好，请你星期天有空”
算了吧，我可不想碰到吹双簧管的那位。
“好极了，我改天一定去，”我说了句鬼话。
沉默了一会儿。我慢慢呷着咖啡。
“嗨，我可以跟你说老实话吗，奥利弗？”她压低了嗓门偷偷对我说。
“请说吧，乔。”
“说来也真有点难为情，我很想再来一个蛋白卷。”
我一副当仁不让的样子，替她去拿了一个来，只装是自己要吃。堂堂的医学博士乔安娜-斯坦因，居然为此对我感激不尽。
我们这短短的会面很快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祝你到了旧金山一切顺利，乔，”我临分手时说。
“请经常跟我保持联系。”
“好的，一定，”我说。
于是我就拖着慢吞吞的脚步，回市中心上班去了。
三个星期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几年来爸爸老是说快六十五了，快六十五了，如今可当真到了六十五了。这天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家为他祝寿。
我是坐短程班机去的，因为下雪，飞机晚点了一个小时。等我赶到时，很多客人已经几大杯下了肚，而调酒缸里的酒却还是加得满满的。转来转去，见到的尽是花呢套装毕挺的人。大家都盛赞爸爸真是个了不起的好伙伴。瞧着吧，这句话以后就要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了。
我很注意礼数。爸爸的几个合伙人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来了，我就去跟他们一一攀谈。头一个是沃德先生，这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古董，陪同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是候补老古董。接下来又去招呼西摩夫妇，这老夫妻俩原先好不精神，如今却落得愁眉苦脸，只会一个劲儿叨念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独生子埃弗里特是个直升机驾驶员，在越南打仗。
妈妈就站在爸爸的旁边，在那里招待巴雷特家各地企业派来的代表。这里边有一个还是纺织工会的干部呢。
这个人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叫杰米-弗朗西斯，在满堂宾客中就他一个是没有穿布鲁克斯或杰普雷名牌服装的。
“可借你来晚了一步，”杰米说。“我刚才还作了个发言，可惜你没有听到。你瞧——会员们还集体送了件礼物呢。”
他指了指董事会会议室里的那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台埃特那自动电子金钟，亮晶晶的数字显示出此刻的时间是6：15。
“你父亲真是一个好人。你有这么个好父亲应当感到自豪，”杰米又接着说。“我跟他在一张桌子上开会，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三十年可没有一年是好过的。”
我只是点了点头。杰米似乎一心只想把他表彰我父亲的那篇发言给我完完整整重新讲一遍。
“当初在五十年代，工厂老板都争先恐后往南跑，纷纷到南方去开厂。丢下了一大帮工人，弄得生活无着。”
这话倒不是他夸大其词。当初新英格兰一些工厂林立的城市，眼下都成了冷清清的荒城一个。
“可是你爸爸却让我们坐下一起商量，他说：‘我们决定坚持在原地。希望大家协力相助，一定要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
“请说下去，”我说，仿佛他还得我催催才会说下去似的。
“我们提出要更新机器设备。依我看当时也决没有哪一家银行会发了疯，肯给他提供这么一大笔资金”
他歇了口气。
“结果巴雷特却说到做到，马上把钱拿了出来。投入了三百万块钱，算是保住了我们的饭碗。”
这件事爸爸可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起过。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从来没问。
“当然啦，要说压力，他今天受到的压力才真叫够呛哪，”杰米说。
“怎么？”
他对我瞅瞅，吐出两个字来：“香港。”
我点点头。
他又接着说了下去。“还有台湾。眼下南朝鲜也在干起来了。真他娘的要命哪。”
“是啊，弗朗西斯先生，”我接口说“那种竞争是够凶的。”实在我心里也清楚着呢。
“我这要不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恐怕粗话说得还要多些呢。他确是一个十足的好人，奥利弗。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他跟你们巴雷特家的有些人就是不一样。”
“是啊，”我说。
“其实，”杰米说“他所以总是千方百计不肯亏待了我们，我看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猛然一抬眼，向对面的那头望去，只觉得爸爸所在的地方，站着的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我从来也没有发现，原来他的心灵是跟我有个相通之处的。
不过虽是一样都有这么一种感情，有一点他却跟我不一样，那就是他说得少，做的却要多得多。
到11月里，总算报了仇，出了气。
在橄榄球赛上一连几届被压得抑抑不得志，这一回哈佛可终于把耶鲁打了个屁滚尿流。结果是14比12。起决定作用的，一是老天帮忙，二是我们的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多亏老天帮忙，送来了大风，才使对方马西的传球绝技没能充分施展。也多亏我们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对方伊莱最后的一次冲击也到底给截住了。我们在军人体育场里看球的，个个笑逐颜开。
我们驱车去波士顿市区，一路上爸爸还赞不绝口：“赢得好！”“何止是好——简直是妙不可言！”我说。
人渐入者境，一个最明确的迹象就是对一年一度的哈佛一耶鲁大赛谁胜谁负也开始当件大事了。
不过还是我那句话：我们赢了球，这才是最重要的。
爸爸把车就停在州府大街左近他办公大楼的停车处。
停好了车，就步行去饭馆，打算大嚼一顿龙虾，少不了还要说说那老一套的话。
他脚下还是劲头挺足的。因为他尽管已是这么大年纪，一个星期五次到查尔士河上去划船还是老规矩。他的身体可好着呢。
我们的谈话主要都是谈的橄榄球。爸爸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想也绝对不会问我——跟玛西的事到底怎么样了。至于其他的话题，只要是他认为不该提的，他也绝对不会提起。
因此我就采取了主动。
我们走过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办公大楼时，我就开了口：“爸爸？”
“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我们银行的事。”
他对我瞟了一眼。脸上没有透露出一丝笑意。不过看得出他是调动了全身的力量才忍住了的。他毕竟是个运动员，不到终点线，这手里的桨是一直要划下去，不能有一点松劲的。
那可不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是我也始终没有告诉爸爸我是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才终于作出决定，准备投身进去的。因为，作出这个决定所花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平时决策很果断，可是这一次，从半年多前参加了爸爸的生日宴会回来以后，我却是天天在考虑，夜夜在考虑。
首先是，我已经不可能再爱纽约了。
要消除心灵的寂寞，在纽约是不行的。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得有个着落。得找个着落的地方。
问题恐怕还不仅在于我对自己的家庭已经改变了看法。恐怕应该说，我也实在太想回家了。
我以前一直想做这样的人，想做那样的人，为的就是想避而不见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我终究是奥利弗-巴雷特。后面再加上个“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