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将世间各色人等分为十类。儒者，即没当上官的文人，名次是排得很后的。汉书艺文志将儒者排在第九位，仅仅比乞丐靠前一点，还在娼妓之后，故自古有九儒十丐之说。文化大革命中伟人赐封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恐怕就因为古代“儒”排在第九的缘故。
古代文人欲求富贵，差不多只有当官这一条路可走。当上官自然前呼后拥威风八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也够你花的。古代的豪门大宅，十之八九是官宦人家。文人一旦没能混进官场，倘不像陶渊明般“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有那么点聊以为生的家业，日子就不太好过，有时就真与乞丐差不多，或者说充其量算体面点的乞丐罢了。杜甫、李白离开宫廷后，就基本上靠官场好友的接济施舍过日子。孟浩然终其一生都未能混上一官半职，也只能靠给大官们当幕僚赚点银子养家糊口。
当然，文人还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教书。能混到国子监那样的高干子弟学校教书当然待遇不菲，但国子监的教师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纯粹的教师了，几乎都封有官位的，像教皇太子的先生，是为太师，那可是权倾朝野的大官。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多指与官场没一点瓜葛的乡学或私塾的教书先生，所得薪金，多半仅够养家糊口的。至于纯粹靠写作为生的文人在古代几乎没有。古代没有报刊，没稿费可赚。出书是可以的，大多是自己掏钱，自印自卖。书商出资出版的书极少，稿费也很低。文人要靠稿费为生，那绝对不如乞丐。中国人以官为贵，以钱为尊，将无官无职无殷实家产的文人排到第九位，实在恰如其份。
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当官也能挣碗饭吃。现在的所谓文人，基本上是指吃文字饭的，比如从事文化工作或研究的人群。就因为荟萃这类文人的部门不直接挣钞票，近二十年老是遭人白眼。差不多只拨工资，经济不景气之后，就连工资都拨不足，没法干事了，一干事就只能去化缘，操的正是乞丐营生。说来不好意思，本先生就忝列文人之内，偶遇这样的差事，就很有点伤脑筋。本人无职无权，没与人家交换的条件，只能去找领导岗位的熟人朋友。可找多了，人家也烦，慢慢就没有了好脸色好语气，让人看了听了很不是滋味。单位曾经印过本书，没钱付印刷费，便要求每个职工拉回一千元赞助。我打过几个电话，人家一听说要钱，明显很烦，还没说上几句，就找个借口挂了电话。后来找了位算是我学生的企业领导人，他说我们企业很难，我都快撑不下去了。我说就算你帮我私人一次忙，你多少给点。他在电话里沉吟片刻，说那给五十元吧。我一听，像猛然被人掴了一个耳光，脸霎时红了个透，他完全是在打发叫花子。他显然看不到我的脸色，说你开五十元钱的发票来找我。尽管受此大辱，肚子里憋着一团火，我却没理由向人家发作，因为人家并未欠我和我们单位钱。而且，就我当时的口气，与乞丐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分明是乞讨的语气么？人家以对乞丐的口吻对我，似乎并没有错。生活就这样将自命清高的我类文人逼成了乞丐。也许在人家眼里，我早形同乞丐。当文联主席的朋友曾自诩为丐帮帮主，这实在是绝妙的比喻。
中国在野著名文人有的过得很是潇洒了，可如我类绝大多数无名文人，至今还是未能逃脱得了乞丐的传统宿命，无怪乎稍微精明点的人，都不会去舞文弄墨。很多当不到官又对自己成为著名文人没有信心的文化人于是选择了实业，其中的佼佼者成为儒商。是的，儒商，即有文化的商人。形同乞丐的纯粹文化人呢，当然就是儒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