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恩镇邵子平家，张纯如正在和邵子平谈拉贝的事。邵子平告诉张纯如：“1993年我专门去过德国寻找拉贝的线索，我在柏林查电话本，打了好多电话，找到了五十几位拉贝，但都不是我们要找的拉贝。我还到柏林教会的档案库找过，想从教会活动文件里发现关于拉贝及其后人的线索，但没有找到任何记载。”
张纯如微微点头道：“我从中国带回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档案，里面有很多德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外交报告。这些报告里面提到德国方面多次要求拉贝离开南京，返回德国，都被拉贝拒绝了。到后来德国政府通过西门子总部对拉贝下了最后通煤，要求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后回德国。很显然，德国政府认为他在南京的举动有碍于德日之间的外交政策。到这些资料里面也没有拉贝回国后的相关信息。”
邵子平叹了口气道：“拉贝离开南京的时候承诺，一定会告知德国政府发生在南京的一切，会向戈林和希特勒呈交—份关于南京暴行的报告。他到上海之后，还将费奇偷偷带到上海冲洗的纪录片带走了一份，带回了德国。南京人祈盼拉贝的陈情能够让德国向东瀛政府施压，阻止暴行。但拉贝离开中国之后就杳无音信，没有参加东京审判，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他看着张纯如道：“你不是写南京街大屠杀么，拉贝回德国后的信息很重要？”
张纯如道：“我想知道拉贝后来的命运，还有纪录片和报告最终被送到希特勒手上了吗，在书里我必须对拉贝、约翰-马吉他们后来的命运进行交待；而且我觉得拉贝对中国人来说是大英雄，我们也有责任搞清楚他后来的命运。”
一组快速切换的镜头，张纯如开始拜访约翰-马吉等人的后裔，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想要从他们那里寻找拉贝离开南京后的信息，但没有人知道拉贝后来的命运。
镜头切到张纯如的房间，张纯如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同时画外音响起：“尊敬的马莎-比奇曼博士，您好。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告诉我您是德国历史方面的专家，能为我提供帮助。事情是这样，在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南京后，东瀛军人屠杀了26万到35万中国平民，并极其残忍的强奸了2万到8万名中国女性。在这场屠杀中，一群西方人在南京设立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保护了大约25万难民。安全区负责人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
就在此时，咚咚的敲门声响起。镜头切换，房门打开，东瀛大使馆的福田走进了小粉桥1号拉贝家，时间回到了1938年。
进入客厅后，福田非常有礼貌的告诉拉贝，他是来同拉贝商谈去上海事宜的。只是话没说两句，福田忍不住撕下了假面具，威胁拉贝：“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东瀛军队为敌。”
拉贝心平气和地反问道：“那么，请问允许我在上海说些什么？”
福田回答道：“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
拉贝用略带嘲讽地口气道：“依我看，您期待着我对报界这样说：南京的局势日益好转，贵刊不要再刊登有关东瀛士兵罪恶行径的报道，这样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东瀛人和欧洲人之间更增添不和的气氛。”
福田没有留意拉贝话语中的讥讽意味，笑逐颜开地道：“如果您能这么说，那真是太好了！”
镜头切到金女大，魏特琳他们为拉贝在金女大难民营组织了一个告别茶会。外国人和安全区的中国负责人们都过来跟拉贝碰杯，每人喝了一口。
就在这时，程瑞芳进来悄声告诉魏特琳，门外聚集了一群妇女，要向拉贝道别。魏特琳就对拉贝道：“拉贝先生，我们难民营的一些妇女想跟您说声再见。您能去见见她们吗？”
“当然可以。”拉贝举起茶杯一饮而尽，跟魏特琳来到门口。其他人也都出来了。科学楼前的景象不光让拉贝他们震撼，也让银幕前的观众大为震撼。三千多妇女和姑娘们齐齐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抛下我们！”
当拉贝要走时，姑娘们一齐拉住拉贝西装的后摆不放。最后拉贝不得不留下汽车，在程瑞芳的带领下艰难地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拉贝在步行回家去的路上，心情异常沉重，他不愿意离开南京，但德国政府强令他回国，他不得不离开。
2月21号下午4点，在宁海路5号总部，国际委员会为拉贝召开盛大的欢送会。人们向拉贝递上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感谢信，热情地赞美了拉贝。大家举起杯，祝愿拉贝回德国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拉贝尽管外表强壮，其实身体并不好。因为他有糖尿病，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瓶胰岛素和一管注射器。
拉贝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辞：“亲爱的朋友们：我十分感谢你们，你们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我出发离开这里返回欧洲之前对你们作最后一次讲话。
如同你们大家在这时已经知道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已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法国人也许会说：“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我们从此将在新的名称下继续工作，这个新名称更好地符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就是说，根据东瀛人的命令不得不撤销安全区以后，我们从此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救济委员会了。请你们注意“纯粹“这两个字，就是说什么也不多，但是什么也都不少……”
拉贝讲话结束后，现场掌声雷动。银幕前的观众也都在鼓掌，尤其是华裔和中国人，他们一边流泪，一边轻轻地拍着，用这种方式向拉贝表达自己的敬意。
银幕上人们都围了过来，尤其中国人都恳请拉贝把演讲稿留下，以便请人将它译成中文。很多中国人请求拉贝签名，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白纸，要拉贝不管用什么方法将它写满。
1938年2月23日上午8时，分别的时候到了，全体美国人依依不舍地同拉贝惜别。英国大使馆的杰弗里和威廉斯亲自护送拉贝到下关英国“蜜蜂”号炮艇。9时整，炮艇起航了，拉贝挥手向前来送行的施佩林、韩湘林等人挥手作别。
江水簇拥着炮艇渐行渐远，就像古诗里写的那样：“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镜头切到到张纯如家，张纯如坐在电脑前看电子邮件，画外音响起：“张纯如女士你好。在接到你的信后，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通过他们，我见到了拉贝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
张纯如敲击键盘，画外音响起：“厄休拉-莱因哈特女士您好！我叫张纯如，是一个作家，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您爷爷约翰-拉贝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负责人……”
叮叮叮！一怔电话铃声响起，张纯如走到桌子边，接通了电话。在电话那头传来邵子平激动地声音：“纯如，厄休拉-莱因哈特寄给的文件我翻译了，其中有一份资料是拉贝写的有关回国后被特务机关扣押的经历，信里有一句‘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请看我的日记’，也就是说拉贝很可能将他在南京的经历写成了日记！
张纯如听到这话也激动了：“拉贝在南京写有日记？厄休拉寄给我的文件有日记吗？”
“没有日记，你赶紧和厄休拉-莱因哈特联系，看看拉贝日记保存下来没有。”邵子平激动地道，“如果真有拉贝日记，如果日记真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写的，那么它的价值将超过了美国传教士的证词，因为德国是东瀛的盟友，拉贝作为德国人他原本应该站在东瀛人那边。”
张纯如马上道：“我马上与厄休拉联系！”
挂掉邵子平的电话后，张纯如马上敲击键盘，给莱因哈特邮件：“厄休拉您好！我在阅读您寄来的文件时，看到拉贝先生曾经提到他在南京期间写有日记，不知道这些日记是否保存下来了，具体内容是什么……”
镜头切到美国纽约洲际大饭店，时间是1996年12月12日下午2点30分。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花了600美元租了一个厅，专门为《拉贝日记》的公布举行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各国主流媒体争相采访。
会场上，无数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都对准了一位德国妇女。她就是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外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她向各国记者展示了她外祖父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写的战时日记及资料。
在会上，介绍《拉贝日记》坎坷的发现经过时，邵子平表示：“《拉贝日记》能够面世首先应该感谢张纯如，一位住在加州森尼韦尔的作家。她在为南京大屠杀的书收集资料时，找为了追寻拉贝的下落，找到了莱因哈特，我们这才知道拉贝还有一本日记传世。”
银幕上出现了一组快速剪辑镜头，一系列的报纸，《纽约时报》、《卫报》、《世界报》、《人民日报》等媒体都以头版头条的形式报道了这则新闻；紧接着，银幕上出现了cnn、abc、bbc、cctv等电视台报道《拉贝日记》面世的新闻片段。
沉寂半个多世纪的《拉贝日记》重见天日，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正义天使》这部电影的氛围非常沉重和压抑，尽管张然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调节情绪，安排一些小的点让观众的情绪进行释放，但观众依然觉得难受，觉得喘不过气来。《拉贝日记》面世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无疑让大家的情绪得到了一次极大的释放。
几乎所有人心里都是一个词，真他妈的解气！大家都知道《拉贝日记》面世，对想要掩盖和扭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