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固执地以为，她们的不幸仍在继续。韶华无趣，青藤已易作枯木，沧海也以为桑田，她们的多少哀怨愁情莺歌燕舞，已化为青墟雾影在天地的巨幕中徐徐落下。她们，的确是已经陨去了，但她们的灵魂，她们的悲哀，她们和精神却依如昨夕，无声无影，于灵域花开处浸染溪水，滋润流泉，感动每一棵至真至诚的花草树木。是的，我们不能忘记，因为，我们还寄希望你们能在天的那一头用真诚去抚慰我们亲爱同胞的柔弱的灵魂——别怪我们势利，我们与生俱来的平庸和无能注定那些寂寞山乡的弱者在所谓公正面前的悲哀。
握一支钢笔，胜吊半支截香烟，缭绕于白枳灯下，忽忽扬扬，于飞鹅蚊蝇间穿梭，渐次累了，伏于椿木案上，任蚊蝇搅扰时钟嘀哒，长叹一声，理理蓬发，而后深思我教之何意，育之何为——廿年过后，眼下这帮子弟，已逾而立，栋梁耶？腐蠹耶？莫敢深虑。望窗外，星火依稀，林野寂然，茫然时心无释处，独月下撑笔，于半梦中凄叹诸文木兰之悲。
其实男人同样不幸，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飓风早已将这个世界搅得乌烟瘴气，后现代语境下女性话语的畸形高扬每一位空捋须眉的无产者如囚樊笼而不得高歌。可是啊，朋友，你可曾想过，女性的不幸却往往寄之肉身——东风时蝶影如缕，西雪时落漠残红。无外乎一位故人戏言：女人的辉煌不过卅五，而男人则至少六旬；或为千人瞩目，却真模糊；多因姿色腾达，实属辛酸。诚然，此语未必公允，然而纵观天下，古往今来，多少事历历在目，何尝不令人心痛？——远之于窦娥颦卿，近之于高莺玉娇；浅水近隅，艳照门，潜规则，真正的受害者是谁？男人自可纵欲欢荡，女人则需恪守贞德，这就是男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男性尊严？“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男人权当如此才叫男人，而女人则是大逆不道。什么是贱妇淫妇，现代“文明”早已定论。
我不敢谈贾静雯的不幸，不敢谈伊能静的悲哀，我唯能于夜暗星明处翻翻旧书，用似有似无的那一点怜悯之心去感受那些前人亡魂的幽咽。
去过陶然亭吗？如果去了，千万不要忘了去看看那冢心灵的荒丘——“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石评梅，中国现代作家中生命最短的一位，就这样的去了——带着美好的希望——就在陶然亭边。
沉思，凝望，回首，嗟叹。泛黄的纸张愈来愈暗，循着那渐次褪去的暗黄，我的心也如青石一样，沉于瀚海而无以呼吸。窒息的半睡半醒中，我确非人，而为一名牧师，在百年前的晋南为她祈祷——
光绪年，清末举人石鼎丞的续弦黄氏分娩，一代才女石评梅也就在这一天临尘降世，开始了她短暂二十七年的酸辛。童年如歌，青春似梦“五四”的声音将她与冯沅君、苏雪林、庐隐、陆晶清等招唤到了一起“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呜呼，巾帼何幸！
然而，青春的激情往往与失落并行。初恋的痛苦，人生的凄寒如何不让一位二十刚出头的女性伤神？岁月弄人，就在这个让人落寞的时候，另一个男人出现了——高君宇。就是这一个人，注定了她一世的悲哀。
红叶题诗，未必能打动心门紧锁的石评梅。然而，情系深处，当高君宇生命之烛渐消惨淡的时候，两个人的心终于起到了一起。岁月何迅，苍天何毒，一年多的燕尔蜜甜就这样结束了——1925年3月，高君宇因过度劳累而与世长辞。自此，石评梅的生活使命便也行将结束。烛暗天寒，心痛神伤，每于陶然亭中抱碑而泣者，谓之何人？问天下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三年过后心无所依的石评梅因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而命归西宇，年仅二十七岁。
“我原想追回那美丽的娇容，祭献在你碧草如茵的墓旁，谁知道青春的残蕃和你一同殉葬。”列葬的何止是残蕃，更有千百万跋涉者的感怀与嗟叹。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苍天有幸可以见证你那旷野雅芳的精灵。它们正如晨曦中的一滴甘露，于天地寰宇中永生。
“我愿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波涛汹涌。”蛇似的蜿蜒，蚕丝的缠绵偷去你生命的青焰，但所有至真至纯的人都有已看到：那熊熊的青焰仍在惊涛骇浪中升腾——非但今日，更在无边浩渺的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有一天，你也“开了繁华的人寰，悄悄入葬”一段悲艳的爱情就这样如同昙花一现，殊不知梦醒之时，飞落心头的仍是那些点点残丝。衰草斜阳，孤冢荒丘，其实我们都如你一样“不能把记忆毁灭”不能把埋在“心墟上的残骸抛却”我们只求“能永远在这垒荒冢之间”为了看守你们的墓茔，并“祭献那茉莉花环”
是幸运？是悲哀？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所有往事皆已尘封，唯有山河能够作结，仅凭日月可以定论。
就在石评梅撒手人寰后的第六年，另一位民国文伶庐隐，也以几近同类的方式告别了尘寰。
庐隐同样出生名门，可比起石评梅来却远没有她金玉童年时的欢乐。1904年，刚满六岁的庐隐便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更不幸的是“灾星”永远只能接受灾星的不幸（庐隐出生那天外祖母去世，所以母亲认为她是一家人的灾星）。可以说，童年时期的庐隐从来就没感受到过家原来是一个可以让人憩息、让人温暖、让人回味的地方。
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两岁的小庐隐身长疥疮而却无法康复。直到三岁，这一位未来的大才女居然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她所能够的，只有无休止的哭闹和麻烦。一场热病，更让母亲对她失去了信心。就这样，她离开了父母，离开了那个让她心痛、让她失望的家。在一位奶妈的照顾下，她在乡下终于度过了一段对她来说近似奢望的平淡但却甜蜜的时光。
后来虽然被接回来了，但麻烦的庐隐仍然麻烦——甚至麻烦到父亲要将她抛向江中——可她仅仅是一个孩子，一个只是哭闹了几声的孩子！
父亲去世后，庐隐一家住在了时为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的舅舅家里。因为母亲厌恶，庐隐不能够入学，后来拜师于从未进过学校的姨母。每天早上按部就班学一篇三字经，然后被反锁在屋里，直到中午检查。能通过则也罢了，倘不能通过，则当竹板鞭子相加。更有甚者一天连饭也吃不上。可怜这时庐隐的学业的确不敢恭维——朋友，请别忘了，她还只是一个寂寞的多病的孩子！
舅舅是名流，故常有宾客过往。然而，庐隐却只能被反锁在屋里饮尽寂寞，原因是家人怕她丢人现眼。——“假如我死了，也许比活着快乐。”这就是她当时的心境。
心灵的寄托，东方人常在佛道，而西方则奉基督。因为心无所依，所以朱老太太的几句话就俘虏了小庐隐的心——或许，只有皈依了基督，才可以让她在迷失的内心深处找回来一点点那已而失去的隐约的些微的母爱。
命运多骞，岁月沧桑。一生多创的庐隐，当她而对感情的时候国样执拗，第一任丈夫林鸿俊，本无品位志趣可言，可就因为赌气而莫名其妙地走到了一起。赌气的婚姻是没有结果的，闹剧婚姻自然疾而终。1923年，庐隐不顾朋友的反对和舆论的强烈压力而与已有家室的郭梦良在上海一品香旅馆举行了婚礼。可是，谁会料到，仅仅过了两年，郭梦良便因病与世长辞。忍耐着巨大的痛苦将郭的灵柩运往老家，可郭的母亲非常刻薄，连晚上久点了油灯都要吵骂。实在忍无可忍，不离开又能如何？
“这时节我被子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意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图作茧自缚慢性的自杀。”痛苦绝望的庐隐似乎真的无路可逃了。
不，还有一个命近运同的石评梅！自丈夫死后，庐隐便与这位生花至交紧紧捏捏在了丐。他们一起散步，一起谈心，一起跑到陶然亭边放声痛哭，一起登上中央公园的高峰上酣歌狂舞。然而，所有值得珍存的东西似乎都是短暂的，1928年月日，石评梅带着欣喜与伤悲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从此，芸芸大造之上，再难寻一琴知音。难道，她的使命也就这样结束了？
命运捉弄“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1930年，庐隐与比自己小九岁的青年诗人他唯健走到了一起。原以为这样可以终老一生，可仅过了四年，庐隐便因难产的术、开刀后血流不止、高烧不退而于1934年5月离开了自己亲爱的丈夫、亲爱的儿子和那些亲爱的重生的希望和梦想。
她是天涯一只孤鸿“停驻在天水交接的云中，四顾苍茫，无林可栖。”她是灵海潮汐国的一汪永远抹不去的记忆“走遍了整个城市”却“找不到生命的休息处”她是“西北角的榕树上那只宿着啼血的杜鹃，凄凄鸣鸣”茫然轻叹。呜呼，天命使然？性情使然？缘何孤独人频频泪落？究竟什么时鸳鸯同眠？
一直感慨李易安的生平，赵明诚的来去过往注定这位曾“沉酢不知归路”的豆寇少女变作为满披“梧桐细雨”“瘦比黄花”的伤心过雁。萧红，你怎么就步了她的后尘了呢？满怀激情，一心想“改造国民的灵魂、使国民抛却“人类愚昧”的你，如何就这样匆匆地离地离去？是的，传统意识和固有的文化心态确实无法拯救中国，可是，你向着民主精神和个性意识发出的深情的呼唤唤醒了梦魇的国民但却为什么无法拯救你自己？
或许，我就是宿命！
我时常抱怨上苍没有给我一个美好的童年，可当我独自一人坐在烛光下追忆先辈往事时才突然发现原本不幸的我其实是多么的有幸。想过萧红吗？不满十岁就被逼婚。辍学、逃婚、流浪，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违心与逃婚的另一主角王恩甲一起住进了哈尔滨市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半年后，她怀孕了，可就在孩子将要临盆的时候，王恩甲却不见了踪影。据说，穷得边房租都有都付不起的萧红竟差点点被房东志往青楼。幸好，时任国际协报副刊编辑的裴馨园救了她。也就在这时，她认识了给予她一生幸福和一生痛苦的人——萧军。
一见钟情绝非荒唐的神话，萧军萧红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可结婚后他们生活并不愉快，手头的拮据注定苦难者无奈的羞涩，刚刚出生的孩子也只能残忍地送给别人抚养——母子连心，难道她就真的忍心？
可以说，萧红在事业上的成功一半是靠自身的努力，而另一半则是拜鲁迅、萧军等一大批知名作家所赐。担携、帮助、鼓励造就了这位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界洛神”
一位朋友曾说：“萧红的成功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幸运，但对于她自来说却是一个大不幸。”我未必认同这个观点，但毋庸置疑的是，萧红在这个时候的确是遭遇了重创。感情遇到危急的萧红，究竟是怀着怎样无尽的伤悲只身东渡日本的，我们不得而知。而当1937年她与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在武昌同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萧军呢，萧军去了哪儿？”后来他们当然谋过面，可再也不是昔日的温存。1938年2月，萧红、端木随丁玲来到西安，不久二萧正式分手，同年5月，端木、萧红结婚，当时日本人已逼近武汉，端木不得不只身去了重庆，而萧红则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同年底，萧红在江津一位朋友白朗的家里生下一子，可这孩子不久便带着母亲的体臭去到了另一个世界。
仅过了一年，萧军、端木便不得不离开重庆去了香港。身心俱疲的萧红虽然在此期间完成了呼兰河传，但紧接而来的但是噩耗——庸医的误诊，医疗条件的落后永远结束了这位苍凉一生的女豪——肺结核，本来可以治疗，可深受刺激的萧红因无法忍受医院的冷遇百坚决地要求回到九龙的家中疗养。太平洋战争暴发，香港随后沦陷，与港岛毗邻的九龙自然陷于炮火之中。病情加重的萧红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可庸医的误诊手术直接断送了这位民国女豪的人生前程。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直到离世，她还着顾着苍生。“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又有谁能够理解她的苦衷？
日本人是可恶的，可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叛贼们更是为国人们所不容。看过很多电影和小说，上至权要，正至平民，多少爱国志士不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就连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之流也一时成了国人们心中的英雄。可是偏有一些人愣是要在这个时候像跳蚤一般地跳将出来与人民为敌——汪经卫、周佛海之辈自不必言，就连一向视忠义为生命的文人墨客也在这个时候粉末登场，纷纷地为贼寇摇旗呐喊。周作人，够响亮的名字；胡兰成，也并不陌生吧？
其实我个人并未认真研究过胡兰成其人，我只是在一篇关于张爱玲的小文章上看到了这个名字。看过之后我非常困惑：难道张爱玲就只能爱上这样一个让世人所唾骂的汉奸卖国贼？
张爱玲的家世足够显赫，祖母李菊耦是清末李中堂李鸿章大人的女儿，祖父张佩伦也同样为清末名臣。可这样的辉煌早已不属于张爱玲。虽为遗少千金，但她的音童年并不快乐——父母离婚，父亲甚至一度扬言要杀了她。逃到母亲那里后，母亲不久又去了伦敦。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太平洋战争暴发而不得不求学香港。将要毕业了，又值香港沦陷，只得回到上海。
不幸还远不止如此，撇开胡兰成的身份，张爱玲也同样爱上了一个自己不该爱的人。可以说，胡兰成是张爱玲心目中的唯一，可在胡兰成的眼里，她却只是“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中的一个。“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直到二战结束后，张爱玲都还依然深爱着这位曾经的大汉奸。死心蹋地，当胡兰成被国人捕捉而藏身温州的时候，张爱玲的心依如前时。可胡兰成呢，竟在这个时候结识了新欢范秀美。张爱玲千里迢迢，吃尽了苦头终于找到了温州，可待来的答复却是：“我对你的爱早已烧完。”
从此，张爱玲萎谢了——不只是她的心，更有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
从1944年相识到1947年分手，张与胡的爱情仅仅维系了三年，可这三年却是她一生中浓墨重彩的笔，后来去美国后，她又经历了一场婚姻，再过十一年，丈夫赖雅去世，从此张爱玲孑然一处，直到1995年中秋那一天离开人世——圆圆的月亮下，寒光如银，一个人，就这样孤独地离开了——就一个人。
回首过往，三十年代叱咤上海滩的第一红人，如何就落得今天这般境地？也许是曾经喧嚣热闹地够了，才在半个多世纪后悄悄地独自离开——那么安详，那么平静，那么悄无声息。难怪有人说，只有她“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张爱玲去世后，她的名字再一次在文坛复苏。这位沉默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上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她孤独和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的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回去，越光辉，也越凄凉。
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永远都将是经典，不仅仅是白流苏、范柳原之辈的经典，亦同样是你我，还有张爱玲女士的经典。
胡兰成曾这样说：“一夫一妇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妒忌。”张爱玲的确小气，但小气得绝对是理所当然。
许多人都有已经忘了，女人居然还能够被人记起。其实，她们都是一口井，都是紫禁城里用来出租的龙袍戏服，都是“狐假虎威的虎，藉断丝连的藉，炼石补天中的石，群蚁付膻中的膻，闻鸡起舞中的鸡。”她们只所以被人记起，就是因为她们背负了她们本不该背负的压力，忍受了她们本不该忍受的痛苦。女人是不幸的，虽不致为人取其膏脂，却永远在生活的暗处自我欣赏和自我感叹，抑或是，被那些欺世盗名的君子束住双脚，然后在旷野街巷处招摇，直到这一景香艳随着落日一并沉没。
我也许正是这类君子中的一员，但我至少懂得，此时此刻，我真不能大言不惭地对那些彼时彼地的彼人进行那些毫无意义的、如烟似雾的感慨了。